可以看出，徐滇庆教授2007年7月对于深圳房价长期会继续上涨的表态与其当时的研究结论十分吻合。暂且抛开这个实证结论正确与否，那些为又揪出一个利益集团代言人而弹冠相庆、奔走相告的人显然混淆了实证与规范的界限。

      当然，经济学家的“实证式预言”并不永远是正确的，甚至往往是错误的。一般来说，经济学家特别是古典经济学家更愿意描述长期世界，但也有许多经典的例外。19世纪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就曾悲观地预言，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将远远超过以算术级数增长的生活资料，贫困、饥荒、犯罪和战争将接踵而至。尽管马尔萨斯的预言并没有完全上演，因为他那个时代还没有避孕药品，他也没有预料到技术革命的伟大力量，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马尔萨斯的理论是一个不停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必要的转折点”，马尔萨斯的理论或许是个荒谬又宝贵的遗产。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者凯恩斯则认为长期是对当前事情的一个误导，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在长期，我们都会死”，对于短期的关注让凯恩斯不仅提出了调控有效需求的宏观经济学框架，而且也让他醉心于商品和股票投机，在1924年～1937年间其平均收益率达到17%，这在大萧条时代令人咂舌。与其同时代的古典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则没那么走运，股市泡沫让这位一生研究货币的经济学家一下子损失了几百万美元。

      可见，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预言，经济学家都并非无懈可击，我们没必要大惊小怪。特别是对于千变万化的金融市场来说，经济学家甚至那些基金经理们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地预测市场和战胜市场。经济学家或许能预测长期趋势，但在短期面前他们也无计可施，甚至还不如普通的投资者。

      回到徐滇庆教授的事件上来，由于“行权日”未到，按照契约谁赢谁输确实还不能确定，但舆论先入为主的判定和揶揄让事件越来越娱乐化，甚至徐教授自己也缴械投降，我们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的学术和道德判定或许太草率和严苛了？

      经济学家当然会犯错当然也可以打赌。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就曾和斯坦福大学的生态学家保罗·埃尔里奇进行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打赌，双方赌的是不可再生性资源是否会消耗完的问题，以选定的五种金属的价格来衡量，最后埃尔里奇输了57607美元。当然如果赌到现在的话，谁输谁赢还真不好说，这就是不确定性的魅力，如果都确定了，就没有金融市场了。

      当然，经济学作为关乎资源和利益分配的社会科学，不排除有经济学家垄断话语利己谋利，但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嘲讽棒喝以增加信息不对称，而是要让经济学家市场充分竞争起来，否则 “逆向选择”只会让我们耳濡目染的所谓明星经济学家都是劣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