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天的评论之中，不乏指责徐教授被无良房地产商收买之声。徐教授在深圳房价走势上判断失误，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我相信徐教授不至于被开发商收买而蓄意发表违心之论换取利益，不少诛心之论未免有背离事实之嫌。从自己的见闻乃至亲身经历来看，我也相信，不少关于专家群体的负面传闻纯属子虚乌有。笔者从去年开始关注达能与宗庆后之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搜集整理资料以及走访相关方面人员之后，陆续写了几篇评论文章。由于文中对宗庆后多有指责，引来的反应有好评也有指责、辱骂，典型的指责是质问笔者是不是法国人、收受了达能多少“稿费”。我认为，无论是谁，只要心中无私，就没有必要对捕风捉影的辱骂太过在意；但是，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专家群体的话语权利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权利，既然行使公共权利，那就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并通过种种制度设计和自律挽回这个群体的声誉。

      专家群体社会声誉危机祸根在于，他们拥有的话语权与其它一切公共权利一样具有潜在的“商业价值”，必然会有商业利益集团试图收买这种公共权利来实现、增进自己的商业利益。既然如此，如何防范？首要的当然是相应的制度设计。对于涉及法定评审环节的金钱交易，应当明确定性为贿赂行为，并规定评审专家选择中必须奉行的回避制度，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无良专家毫不吝啬地给豆腐渣工程奉上种种美誉。对于政府政策性研究机构，应当明确规定其不得接受外资资助从事关于中国市场准入等方面的研究课题。各类研究项目成果发表时都必须注明研究资助来源，以便读者判断其中立、客观可能受到的负面影响。

      要遏制学术腐败，挽回专家群体声誉，仅仅依靠制度设计是不够的，还需要倡导道义和自律。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用政法来诱导，用刑罚来整顿，人民只是暂时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诱导，用礼教来整顿，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我们曾过分拔高道德作用，近20年来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道德嘲弄有加，对法律则追捧不已，法学跃居与经济学比肩的中国社会两大“显学”。但我们应当认识到道德缺失所存在的危险，正如亨廷顿在其名作《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说的那样：“在一个腐败风气普遍的社会里，通过严厉的反对腐败行为的法律，只不过为腐败行为提供更多的机会而已。”

      徐滇庆教授的声明已经在《南方都市报》刊出了，这场深圳房价打赌风波快要结束了，但这场风波所揭示的问题却不会随着徐教授一纸声明而告终。